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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代刷网_周恩来与邓小平的“落”和“起”
2020-01-11 16: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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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代刷网_周恩来与邓小平的“落”和“起”

hg代刷网,文/宋毅军

同甘共苦,相知甚深。为党为民,相辅相成。邓小平和周恩来这两位20世纪的伟人,他们不朽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镶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丰碑上!

一、周恩来邓小平在异国他乡志同道合走上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道路。毛泽东说:“法国派好”

邓小平曾经回忆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邓小平和周恩来到法国“前后脚”,是在1920年的10月和11月。邓小平到后开始上学,后来到工厂做工。周恩来到后就专门从事社会活动了。1921年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2年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参加执行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邓小平参与时只有18岁,是个“小弟弟”。周恩来当选书记负责支部工作,邓小平则做些辅助工作,比如办《少年》、《赤光》,周恩来主要写文章、组稿,邓小平也写文章并刻蜡版、印刷。邓小平回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跟周住在一起,朝夕相处。虽然吃得不好,白水、面包,住得拥挤,但是,“革命劲头、革命热情非常高,这是一批年轻人”。他们有些习惯是共同的:爱看足球,爱吃牛角面包。1924年周恩来回国临别时,大家一起留下了那张经典合影。邓被子女问到在法国关系最密切的人时,邓想后说:“还是总理。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

当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去法国都是乘坐远洋轮船前往的,他们都没有想到,50多年以后,周、邓再次因远洋轮船风庆轮之事奋力抗争“四人帮”,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时,却称赞“法国派好”。表达了对周、邓等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党政军领导人治国安邦才干的赞许。

在留法的年轻人中,周和邓两人虽然家庭背景、生活地域、年龄性格多有不同(仅年龄就相差6岁)。但是,他们都是在国外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目标,加入中国共产党(邓是1924年;周是1921年),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在法国,他们共同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黑暗现实,亲身体验了剥削和被剥削感受。同时也认识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生产发展过程、生产知识、经验,积累了日后治国安邦的知识、才干。当然,在国外难免缺乏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民问题的了解、认识,缺乏国内革命斗争经历、经验。然而,当他们回到国内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分别参与领导发动南昌起义以及百色等起义,成为人民军队创建人。他们逐步认识了中国国情,不断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邓小平从中央苏区的“毛派头子”到进入毛泽东为核心党中央领导集体任总书记,周恩来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保护支持了邓。例如,从1933年开始,在中央苏区积极工作了一年多的邓小平被临时中央限令“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第二次申明书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最后,邓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关于邓小平此后从地方到红军中的过程,《王稼祥年谱》载:6月,王稼祥“向博古提出,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工作,任秘书长”。“王稼祥负伤后,实际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副主任贺昌,过去同邓小平共过事,彼此非常熟悉,”他出于对邓的同情,“总政治部工作又很需要这样非常能干的人,于是提出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工作。贺昌的建议得到王稼祥的赞同和支持。”邓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约两个月后,改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兼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邓转到红军中工作既是无奈之举,又是一种保护措施。其实,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对邓并不很熟悉,况且他还被临时中央领导人看作是“莫斯科回来的人”。对邓最了解的还是周恩来!除共度那段激情燃烧的法兰西岁月以外,邓回到国内以后,从1927年到1929年,和周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周负责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根据周恩来建议,决定改中央秘书长为中央事务秘书长。”由邓来担任。甚至还有半年多时间同住在一栋楼,周夫妇住楼上,邓和新婚妻子张锡媛住在楼下。当时经常去周夫妇住处的蔡畅解放以后回忆说:那时候哇,经常听到楼下高高兴兴的。后来邓说:“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当然高兴了。”其实,就是从组织规定讲,邓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周不首肯的话,也是不可想象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周这方面的文字材料面世,但是邓后来回忆周时表露出来的深情厚谊足以表明周的态度。

邓小平的这次“下”和“落”到遵义会议才有了转机。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保护、支持、提携下,从抗日战争、经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邓先后担任太北军政委员会、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1952年奉调中央,任政务院财政部长、副总理,中央秘书长、政治局委员。20多年中,如此频繁的职务提升,有邓本人才干突出,也有战争时局发展变化和革命工作迫切需要,当然不可或缺当时已经主导我党我军工作的毛泽东对他的格外关注。而对邓相当熟悉并从1927年就一直处于中央领导集体决策层中的周恩来,其重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邓被选举为中央总书记,进入以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而周原来就处于这个领导集体中,作为总理,他掌管整个国家日常政务工作。邓作为总书记,组织党中央日常具体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携手并肩不断实践,共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周去世后,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最终把邓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二、毛泽东数次讲刘(少奇)和邓要“区别”、“分开”,周恩来:“邓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邓小平:“国务院的头还是周总理,我们帮助总理”

1966年“文革”开始,周恩来和邓小平就以专注而又复杂的心理,共同面对毛泽东越发严重的错误而艰难地工作着。邓被打倒,深入思考,韬光养晦。周虽工作,相忍为党,苦撑危局。邓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发动。

8月5日,毛泽东撰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刘和邓等人:“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此后,八届十一中全会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和批判。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分组开会,实际变成对刘、邓的批判会。12月,张春桥等则鼓动一些人把“打倒”刘、邓的口号公开推向社会。

1967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取消刘、邓等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尽管如此,周恩来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仍然说:刘、邓是政治局常委,报纸上没有点名,你们开会不要把他们拉去。8月1日,邓的秘书和警卫员被调离。5日,“造反派”在邓家院子中间批斗邓和夫人卓琳。此后邓夫妇实际上被软禁。1968年5月,邓专案组成立。主管专案工作的康生说:邓的问题不能直接提审,但要注意内查外调找证据。邓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鉴于已有材料不足以定“罪”,专案组提出:可由邓本人先写出一份历史自传,以便提供“线索”。“自传”应从八岁写起,随写随送,限定最迟至七月初全部写完。从6月20日至7月5日,邓在家中写出26500多字《我的自述》初稿。专案组为搜寻他所谓“叛变自首”等“罪证”和“现行问题”材料,先后派出几十批外调小组,调查范围涉及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个市、县。专案组向康生等人报告:“经反复查核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周恩来阅报告时,在邓入党问题处批:“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但是,专案组还是写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综合报告(分7个部分,约15000余字)。

为“加强”战备,1969年10月决定疏散老干部离京。周恩来电话告江西有关负责人,要对陈云、王震、邓小平妥善安置,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当得知江西方面准备把邓夫妇安置在赣州时,周明确指示:把邓夫妇安排在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在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便于照顾和保证安全。据此,江西省将邓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的“将军楼”居住。周恩来的关照之心,体谅之意,难以言表。

1970年1月,邓夫妇被停发工资,改发生活费。11月,专案组给康生等写报告,要求继续调查邓的“问题”。周批示:“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根据周等领导的意见,12月,有关人员向邓专案组全体人员宣布:你们送上来的关于邓问题的报告和总理对前一个报告的批文,首长们都看了,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材料暂由你们保存,先等着。在周恩来等人的保护下,邓小平被结束了审查。随即又获得了毛泽东的谅解。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七千人大会”上。

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在出席陈毅追悼会与其亲属谈话时,把邓小平与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即示意陈的亲属把毛的意思传出去。随后,他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面明确提出: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1972年4月,邓在江西致信汪东兴,谈生活困难和长子邓朴方的治疗问题等。周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8月3日,邓致信毛,报告自己听取林彪罪行传达的体会。14日,毛泽东在来信上作了那段著名的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并告:“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同日,周批示汪“立即照办”。当晚,周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批示内容。12月18日,周致信纪登奎,在谈到解放其他老干部问题时巧妙地提出:邓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27日,纪、汪就安排邓重新工作之事复信周提出: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邓小平孜孜以求的“等待”,周恩来时时关注的“契机”,毛泽东念念不忘“毛派头子”的功劳,邓终于争得了第二次从“落”到“起”的拐点——1973年3月。9日,周把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稿报送毛最后定夺,周在报告中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邓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高级标兵”是毛在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准备选举邓等进入中央委员会时说的话,周在这里重提并发挥。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的批示和邓的问题,决定:“恢复邓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毛当即审阅,批示:“同意。”此决定第二天就下发了。3月邓和李先念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见周。当时“周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上等着,邓进来后,周立刻站起来,走到邓那儿,叫一声‘小平同志’,两个人握手,然后才进屋谈话。”

28日晚,邓应周约赴北京玉泉山同周等谈话。第二天,周写信告诉毛:“他的精神、身体都好。”毛也急于见到邓。当日下午,邓和周来到毛处谈话。毛见邓面握手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并问这些年怎么过来的,邓深思熟虑,回答只有两个字:“等待。”这是两人分别6年后的首次会面。晚上,根据毛的意见,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30日,周致信毛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上述事项,毛批示“同意”。这样,邓就正式恢复了工作。4月1日,周又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9日下午,邓和卓琳看望周夫妇。长谈结束后一起共进晚餐。第二天周和邓一起参加了毛召集的会议。而这段时间,周一直都是在病中。他为老友邓的第二次付出真是呕心沥血!

4月12日,中国政坛爆出特大新闻的夜晚:邓出席周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盛大宴会。这是自“文革”被打倒后,邓首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西哈努克回忆:周特意向我介绍邓,让我以后多熟悉他。5月,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8月,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请邓出任新职。毛急不可待提升邓的地位,周心领神会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会议一致赞成毛的意见,补邓为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工作,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办公会议工作。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了上述新任职。29日晚,周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就毛关于邓新任职和工作等问题几次讲话的要点。在“文革”政治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毛力排非议,周推波助澜,上演了邓在政坛迅速崛起的精彩一幕!

毛和周环视国内外,审时度势,决定把邓推向国际政治的宽阔舞台。1974年3月,毛转告周:由邓担任将在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22日,周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而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反对邓出任团长,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25日,毛转告周:邓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并将此意见转告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特别要王洪文负责转达江青等,但是江青还是不同意,周只好将情况报告毛。毛很不满意江青,写信批评她:邓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只好勉强同意。周致信毛:“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4月3日,邓主持讨论修改准备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周积极帮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宣读和讨论发言稿,六易其稿报送毛。毛阅批:“好,赞同。”为证明毛对邓筹备工作的肯定,周致信邓等:“为保存主席这次在小平同志发言稿上亲批的手迹,请外交部影印(六稿)第一页若干份。印后退我,以便今晚在政治局传阅后归档。”邓批示:“请冠华同志办。”

◆1963年春,邓小平与周恩来在颐和园。

4月6日上午,邓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六届特别会议。周等亲自到机场热烈送行。10日下午,邓在会议上发言,阐述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基本看法和对外关系的原则。回到北京时,在机场仍然受到周等人的热烈欢迎。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邓在联大的发言“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感念于青年时代的革命战斗生活和战友,回国途经法国巴黎时,邓不仅让使馆工作人员帮助寻找当年和周等人在巴黎从事革命活动时的旧址,还嘱咐购买咖啡、法式牛角面包和奶酪。回国后他亲自分成数份,派人送给周恩来、李富春等老友人。然而,周的病情加重了。邓和邓颖超等同医疗组商谈周的治疗方案。6月1日,周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根据毛和周提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2月1日,周提出:请小平同志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此事小平同志不好讲,由我讲。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邓主管外事,在周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周强调: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样的会我不可能常来参加,将来请小平同志主持。邓发言说:“国务院的头还是周总理,我们帮助总理,因为他有病,”具体事情有12个副总理。次日,周致信毛,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圈阅了此信。从此,在毛和周支持下,邓实际上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2月5日,经毛批准,邓又参加了11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常委会。6月下旬,王洪文向毛提议:自己外出一段时间工作。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叶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批示“同意。”至此,邓开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三、周恩来说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邓小平称赞周恩来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从1975年1月起,一个个要职的就任,使邓在周病重以后,迅速走进了最高决策层。特别是他在7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方面的整顿。对此,9月,周向外宾介绍邓的政绩时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的确,周的病情继续恶化着。9月20日下午,邓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施行大手术治疗的周。周在进入手术室前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握住邓的手,用力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后来邓回忆:“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周回想自己在林彪叛逃以后,领导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力图改正“文革”错误而被打断的过程,看到邓进行的全面整顿卓有成效,已经力不从心的周怎么能不感到欣慰呢!手术中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周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此后,邓多次听取医疗组关于周病情汇报。同邓颖超谈周治疗问题,或前往医院看望,或守候做手术。

邓小平的整顿遭到“四人帮”的竭力反对。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革”时还要凶些。说邓很少讲“文革”成绩。毛虽然在昨天夜晚和邓谈话时肯定了他领导整顿的成绩,但是在毛远新片面的汇报后逐渐改变了对邓的看法和态度。他先后提议4人、8人,政治局成员范围批评邓,并希望邓主持作个关于“文革”的决议,结果邓婉然拒绝。邓不情愿主持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他心甘情愿、竭尽全力主持操办了兄长、老友周的后事。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下午3时,邓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治丧问题。并将结果致信报告毛泽东。毛批示“同意。”15日下午,邓出席周追悼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回顾了周献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历,对其一生作出评价,称他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代表中央致悼词。

治丧活动刚过,邓小平继续作检讨。1月至4月,在江青、张春桥指使下,《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言论与马列毛主席教导对照》、《邓小平言论与孔孟之道对照》、《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等材料纷纷出笼,断章取义,对邓诬陷。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6日,中共中央报告,称邓、叶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此后,邓、叶实际上被停止了领导工作。从1月至4月,“四人帮”对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周的活动百般阻挠,竭力压制,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拥护邓、反对“四人帮”活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达到高潮。这场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并结束“文革”10年内乱,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而四届人大前后、军队整顿,周、邓共同安排并经毛批准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的任命,则准备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4月7日上午,根据毛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7月、9月,朱德、毛泽东先后在北京逝世。邓被排斥在治丧活动之外。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10日,邓致信汪东兴转华国锋并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行动和正确决定。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场合呼吁,要求邓早日出来工作。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看中央文件的权利。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邓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这次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并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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